邓正来（2002）。《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因此，对那些后发国家而言，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实质上构成了其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障碍。发达国家繁荣的条件是欠发达国家的苦难和被剥削，而正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发达国家要保持对国际资本、产品和服务的控制，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不断获取通过本国民众的努力而无法获得的巨额利润。由此可见，「帝国主义范式」不仅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结构性限制因素，而且还超越了其他论者（如激进范式中较为激进的那些论者）对国内社会结构的多重性和复杂性的关注，并将视角明确转向了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分析。然而，对这种国家间关系的重视并没有使它能够豁免人们对其理论框架本身和政治立场等方面的抨击：尽管「帝国主义范式」对于国家内部结构做了细致的分析，但是它在理论实践层面上却只关注国家间的关系，而这意味着其真正关心的乃是各国如何在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重要国际场合里行使表决权的问题：「早期的分析既关注社会内部结构对发展的制约，也关注了国际范围内的情况，但是在该理论倡导下的实际战略中，却仅仅涉及了后者。在确认国家间的斗争是变革的主要推进力量后，它在实际长远计划的制订过程中却又把这个对内部结构的重要认识抛到了脑后。」除了「帝国主义范式」本身所具有的上述缺陷以外，全球化时代到来所导致的传播与媒体理论的新发展、媒体结构的变化、观众结构的变化等也都加速了该范式的终结。

　　霍普金斯、沃勒斯坦（1985）。

　　（原载：《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年第10期）

　　当今世界事务也处于没有方向和动机的无序状态之中，但它是一种具有创造力的无序。在大众传媒领域，节目及其他形式作品的生产已经不再限制于「帝国主义范式」中确认的地域，随之而来的节目的交换也在各个细分的市场中进行，不再有任何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参与者。在这个新时代里，大众传媒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是体现全球化、超越空间限制这一特征的工具。对于构建全球化具有重要作用的媒体同时还承载着一种新的文化生产形式，它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且超越了特定国家的界限。在娱乐和新闻时事方面，一种刚刚出现的真正的全球广播环境已经形成。

　　因此，ColinSparks并没有止步于发展传播学中的「全球化范式」，而是在质疑该范式的基础上尝试建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该范式虽说承认「全球化范式」在当代发展传播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同时主